全球失衡是我国产能严重过剩外因

本篇文章2531字，读完约6分钟

编者按:产能过剩是近年来中国工业发展中的一个痼疾。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受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市场需求增速放缓，新一轮产能过剩矛盾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主要风险之一。

由上海新金融研究所主办的2015年第一期《新金融评论》以“产能过剩”为主题，刊登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延生、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苗长兴、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等专家的文章，深入分析了我国产能过剩的现状、原因、影响及对策。

专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中国产能严重过剩的外部原因，产能过剩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而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是中国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制度原因。为了有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应该从全球视角重新调整资源配置模式。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想摆脱长期积累造成的产能过剩，中国可能需要遭遇熊彼特预测的“创造性破坏”。

在本期特刊中，上述三篇文章(节选)旨在为读者提供食物。

引导阅读

全球经济失衡是中国产能严重过剩的外部原因。199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值得深入探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2年后经济低迷。在分析了三个时期的政策措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后，未来应在全面开放合作的基础上推进产能调整。

张延生

第一阶段:it泡沫的形成和破裂

全球经济失衡的第一阶段发生在1990年至2000年。世界经历了由信息技术泡沫的形成和破裂驱动的全球实体经济失衡。原因是1990年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创新浪潮日益高涨，使世界经济进入以美国为首的低通胀、高增长、创新的“新经济繁荣周期”。20世纪90年代初，美联储基准利率连续大幅下降，为“新经济繁荣”创造了过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并促成了信息技术泡沫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国经历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和2000年信息技术泡沫的破裂。从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2年第一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5%(严重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纺织行业。

第二阶段:由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驱动的非理性繁荣

全球经济失衡的第二个阶段是2001年至2008年，世界经历了全球失衡，由于金融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和破裂，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日益脱节。首先，原因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拒绝接受“新经济繁荣周期”结束必然带来的大衰退和大调整，并希望享受全球化不平衡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一方面，通过另一轮持续降息，美联储再次创造了一个过度宽松的货币环境。美国金融机构的家庭债务比率和信贷增长率都显示出两位数的增长势头，这推动了美国私人消费和投资的空高点。另一方面，美国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浪潮引发了房地产贷款的激增，支撑了美国凯斯-席勒住房价格指数的持续上涨。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经济导致了全球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导致全球商品价格暴涨，从而加速了美国过度消费和进口的持续增长。

在全球经济非理性繁荣和中国消费升级的叠加影响下，2002年以来，中国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发电设备、工程机械和建材设备等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产能进入了井喷式增长阶段。应当承认，现阶段，中国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中央和地方财权改革严重滞后(特别是省级以下财权改革滞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改革严重滞后，也导致了全球经济泡沫与高内需叠加形成的巨大“租金”，即非生产性利润。

在当时全球经济泡沫、高国内需求和疯狂寻租的引导下，相关重化装备制造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在短时间内基本恢复，甚至可以在两三年内恢复，导致这些行业产能逐年翻番的非理性增长。从2002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三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从76.3%提高到83.7%。然而，一旦全球经济泡沫破裂，这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风险将会暴露出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化。

第三阶段: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博弈

全球经济失衡的第三阶段是从2009年至今。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极大地缓解了全球经济失衡。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救市措施，如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保持在零或接近零，将至少持续到2015年6月，但会进一步推动新一轮全球资产泡沫的出现。发达国家正在收紧财政、放松货币政策，制造全球通胀和泡沫经济，以避免陷入新一轮衰退。新兴经济体正在收紧货币、放松金融，试图控制自己的通胀和泡沫经济，以防止经济过热。显然，新兴经济体应对全球泡沫经济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很弱。当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走向复苏时，也是新兴经济体的泡沫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

另一方面，这场金融危机正在改变大国的游戏策略。例如，如果美国经济复苏，短期稳定增长主要取决于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的调整战略；中期结构调整主要依靠促进保护主义和地方化倾向的再工业化、再创新和再就业战略；长期转移模式主要依靠规划和推动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变化。过去六年的全球再平衡模式要求人民币持续升值，美元持续贬值；中国扩大进口和消费，而美国扩大出口和投资；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美国振兴制造业；美国的量化宽松和保护主义，全球资产泡沫和以邻为壑的盛行，使得中国的产能调整始终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外部环境。

应该从全球角度重新调整资源分配模式

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传统纺织业面临着全球需求萎缩、成本上升、摩擦加剧、内需转型、消费升级、产能外移、新竞争对手威胁加大的调整困境。加快新一轮产能结构调整，实现从代工模式、低端结构和要素驱动阶段到自主模式、高端结构和创新驱动、服务驱动和人才驱动的新阶段。中国传统重化工业也面临着产能严重过剩、不公平竞争、低碳发展受限等矛盾和问题。它正处于建设现代工业体系和解决产能过剩的关键阶段。要抓住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多元化结构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的重大机遇，从全球视角重新调整资源配置格局。林毅夫教授建议，当中国的人力、土地、资源、环境和货币变得更加昂贵时，它应该在未来20年转向新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新的产业导向。

(作者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本文摘自《新金融评论》2015年第1期《中国产能过剩的国际视野和政策效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