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造性破坏” 化解中国式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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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沈建光产能过剩一直是中国工业发展中的一个痼疾。目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不仅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依靠政府监管，我们只能在短时间内缓解问题。如果我们想最终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上来。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典理论所说，中国要想摆脱产能过剩的困境，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创造性破坏”。

中国的产能利用率不容乐观

近年来，产能过剩一直是中国工业发展中的顽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已从危机前的80%左右降至60%。令人惊讶的是，产能过剩不仅困扰传统产业，也困扰新兴产业。

从具体指标来看，产能利用率(即实际产出与潜在产能之比)是世界上比较普遍的标准。然而，与欧美和日本普遍公布的产能利用率指数相比，中国产能利用率指数的公布缺乏一个固定的公布周期。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委披露的相关数据，截至2014年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8.3%，处于2006年以来的历史低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等传统产业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0%-75%，光伏利用率更低，不到60%。

国际经验表明，正常的容量利用率水平约为81-82%。一般来说，85%以上表示产能不足，75%以下表示产能严重过剩。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目前78.3%的产能利用率并不乐观。

“三座大山”导致中国式产能过剩

从市场化运作的角度来看，产能过剩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周期性产能过剩主要体现在“当经济陷入萧条或衰退时”。需求萎缩可能导致大多数行业产能过剩，当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形成产能过剩。毫无疑问，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降至7.4%，为24年来的最低水平。

与周期性原因相比，经济结构失衡是不同行业产能过剩的长期原因。中国经济正在从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快速转变，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即传统产业的衰落和新兴产业的崛起。传统产业投资下降，而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导致整体投资需求萎缩，产能过剩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曾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迅速反弹，过剩产能很快被需求的强劲扩张所掩盖。然而，政策取消后，许多行业的资本支出大幅增加，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局面。

中国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是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制度原因，这是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独特现象。与一般产能过剩相比，制度性原因造成的产能过剩不仅涉及经济政策的配合，还需要从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入手，这更难解决。首先，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太强。其次，在扭曲的金融体系中，政府往往直接使用财政补贴来支持相关产业。第三，银行信贷倾向。在中央政府以前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中，一般都规定银行信贷资金应该向重点行业倾斜。最后，还有大量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从产能过剩企业的主体来看，国有企业是主要的产能过剩企业，这也是中国产能过剩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特点。

不要重复日本的错误

不应低估产能过剩的风险。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接下来20年的经济衰退让人不寒而栗。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随着流动性过剩、经济增长放缓、通缩风险加大、货币升值压力加大、产能过剩、投机性资产市场和大量“僵尸企业”浮出水面，中国应积极寻求有效措施，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有必要通过“创造性破坏”来消除产能过剩

根据产能过剩的一般原因和制度原因，解决产能过剩的过程需要遵循以下两个思路:一方面，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周期性因素和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主要是被市场力量消化，其中，美国、日本、欧洲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另一方面，出于制度原因，除经济政策外，更多的是协调推进改革，包括地方政府行政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想摆脱长期积累造成的产能过剩，中国可能需要遭遇熊彼特预测的“创造性破坏”。

(作者是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本文摘自《新金融评论》2015年第1期《用“创造性破坏”解决中国式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