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缘何而生？大城市究竟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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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为什么会产生？

制图:蔡华伟

现在，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现象，让更多的人关注着大城市。 大城市应该去哪里？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应该如何定位？ 如何治理大城市的“城市病”？ 从今天开始，本版发表了三篇《大城市的纠葛》系列报道，旨在认真研究我国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定位，深入探讨我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比较有效地治理“城市病”，供相关方面和广大网民参考。

——编者

城市病愈演愈烈

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比发达国家严重，比发展稍快的中国家好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住在城市里，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某个城市，品尝这个词有特别的味道。

早上一上班，北京白领王梅马上打开电脑空查气质，家里老人正在回电话，看她能不能带孩子去活动。 看到pm2.5浓度达到300微克/立方米以上，王梅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下午下班后，广州的公务员横翔一出单位就遇到了大堵车，开了十分钟的车一个多小时，踩着刹车踩着脚软了。 一看手机，堵车级别是深橙色的“严重堵车”。

晚上到家，上海打工的李小柱打开出租屋的门，方便面的味道扑鼻而来。 20平方米的小屋住着8人，每张床每天付19元的房租。 为了这19元，“蚁族”们为了节俭，也有人一天吃三次方便面……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城市上演。 人口膨胀、住房紧张、就业困难、交通堵塞、资源匮乏、环境恶化、公共安全问题频发，我们不仅要享受城市生活，还必须面对愈演愈烈的“城市病”。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快速发展和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坦率地表示:“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城市病’问题已经很严重。”

首先看交通。 资料显示，美国人上下班平均单程消费为25.1分钟，其中纽约为34.6分钟，为全美最高。 北京通勤时间平均1.32小时，单程约40分钟，上海单程约36分钟。

请看环境。 美国最有名的“污染城市”洛杉矶，pm2.5年平均浓度也只有20多个。 日本的东京在20以下。 去年，中国北京、上海和广州的pm2.5年均浓度分别达到89.5、62和53。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表示:“我国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情况比发达国家严重，也比发展稍快的中国国家要好。” 在泰国首都曼谷，由于车速太慢，三个月内也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而被迫在轿车里分娩。 曼谷的交通警察不仅指挥交通，还为孕妇分娩！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拥有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6个，拥有4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21个，拥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到127个。 面对日益蔓延的“城市病”，大城市的快速发展越来越矛盾。

那么，我国的“城市病”到底是什么原因？ 城市之所以“生病”是因为太大了吗？

“城市病”的病因太多了

布局不完整，功能定位不合理，管理方法不科学，深层次有体制原因

根据世界城市化快速发展规律，城镇化率为30%—50%时，“城市病”处于显性阶段。 城镇化率为50%—70%时，“城市病”有可能集中爆发。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率30%—70%的高速发展阶段，仅30多年就经历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城市化进程。 因此，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我国的‘城市病’是‘急症、慢性病、并发症’的共现。”

具体来说，我国“城市病”的原因是多元的。

——计划布局不完整。

以北京交通为例，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北京的堵车被认为是人口大量涌入，汽车增长过快造成的。 为此，北京采取了限制、限制等措施，但效果不明显。

陆铭说:“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拥堵，东京市区的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800万辆，但由于出行少、管理规范，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拥堵情况。”长期以来，北京一直是政府部门、商业中心、公共服务机

最典型的例子是离北京30公里的河北燕郊，对于住在这里的30万人来说，家是晚上睡觉用的床，他们在北京工作，每天都需要“跨省上班下班”。

过去，我国城市人民过着“前院工作、后院睡觉、学校看病”的生活，多家机构的大院、公司的大院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活动范围，几乎不会给社会带来移动压力。 现在，这种被我国很多城市抛弃的生活方式，有点被发达国家捡到了。 在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垂直城市”的规划理念。 一大栋楼群，住在楼上，中间是商圈、服务和餐饮，楼下是地铁和公交车，居民不用出门就可以生活。 出门的时候，电梯坐在一楼，公共汽车地铁来了。

――功能定位不合理。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想追求的定位太高，想承担的功能太多，给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带来了负担。 年，全国3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金融中心，几乎覆盖了主要省会城市，其中也包括金融基础薄弱的西部城市。 有趣的是，东北三省的省会和大连市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西北的乌鲁木齐、兰州和西安也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

――管理方法不科学。

“中国香港人口密集，人均平均道路只有一尺左右，但高峰期没有大堵车。 奥妙在于细分管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表示，内地城市信号时间固定，在香港，政府经常调查各路口高峰期的车流量、各盏灯时间，灵活调整信号时间。 在内地某城市路面上很少见到交通警察，但在香港不仅电子摄像设备密集，1700多名交通警察骑摩托车巡逻的香港还提高了汽车的牌照费、停车费、汽油税、环境税，只有不到10%的香港市民每天开私家车

从深层次看，我国“城市病”有绩效评价体系、财税体制不完善等体制原因。

有一段时间，在过分重视gdp指标的考核“指挥棒”下，有点城市重“项目”轻“载体”，争夺大型项目，拒绝产业转移。 在一点城市，“面子”重“里子”轻，宏伟的摩天大楼和脆弱的下水道并存，一遇到暴雨，内湿和交通就会瘫痪。 另一个城市“亲商”缺乏“亲民”，商业地产开发经常超过计划强度，周边基础设施容量不足。 由于城市华丽弱小，“城市病”也不来了。

蔡继明说:“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不合理的财税体制，是城市房价稍高的企业的重要因素。” 在一些地方，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销售地的利益，正在人为地提高地价。 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不动产税，要听房价上涨，对中央政策很消极。

由此可见，“城市病”的病因是多方面的，这些病因大城市都有，很多中小城市也有，不能把“城市病”看成是大城市的“专属病”。

“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无关

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城市都告别了“城市病”，而国内的一点二、三线城市“发病”

“‘城市病’与城市的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 无论多大的城市，只要规划合理，管理有力，“城市病”也会缓解。 陆铭说:“即使是再小的城市，如果定位贪婪、求海、管理混乱，也会发生严重的‘城市病’。”

实际上，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城市都告别了“城市病”。

1910年，美国纽约的人口不到200万，但受到严重空的气体污染，只有5%的人活到60岁，20%的幼儿活到5岁。 目前，纽约大都市圈人口超过1800万，不仅治愈了“城市病”，还获得了美国最佳旅游城市桂冠。

20世纪50年代，英国伦敦人口不到800万，但发生了世界上最严重的“烟”。 警察白天必须点着火炬指挥交通，伦敦城镇有咳嗽声，一次烟雾事故，短短四天内就造成4000多人死亡。 现在伦敦大都市圈的人口超过了1200万人，但蓝天白云再现。

与此相对，国内一点二、三线城市爆发“城市病”。

――《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北京交通拥堵，人均通勤时间比平时长14分钟，位于全国最拥堵的城市。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下一个排名却是，常住人口只有760万的河北唐山市，人均上下班时间为13分钟，居第二位。

――根据环境保护部监测，年中国空燃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是邢台、石家庄、邯郸、唐山、保定、济南、衡水、西安、廊坊和郑州。 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都不在其列……

中小城市共同快速发展

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过来有利于“城市病”的管理

国内外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不能把大城市和“城市病”划等号。 事实上，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有利于“城市病”的管理。

“例如，20个学生的班级需要一个老师，40个学生的班级也需要一个老师。 换言之，同样的公共服务支出可以在大城市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不仅如此，一些公共服务的提供只能在大城市执行，”陆铭说。

例如，在城市生活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快速发展地铁是经济有效的，只有建设大规模的地铁互联网，人们才能摆脱对轿车的依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缓解交通拥堵。

另外，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有一个“入口人口数量”的规律:开店需要装修、租金，需要入口花费的人达到一定数量，才能抵消这些价格而盈利。 因为这个服务业越来越集中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 大城市通过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不仅可以吸收大量就业，还可以降低单位gdp的排放量。

“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件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 第二个是中国的城市化，”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预言。 大城市的出现是市场的选择，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世界城市化的第一模式，快速发展大城市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城市病”既然不是大原因，也不是噎废食、“病”废大，要快速发展中小城市，重视大城市快速发展，治理“城市病”，科学健康城市化进程，形成大中小城市共同快速发展的合理格局 (记者田俊荣吴秋余)